利民之事，丝发必兴。如我在诉，念念在兹。基层法院办理的案件，绝大多数是一件件的小案，但每一件小案都连接着民心，关系着百姓的切身利益，体现着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最朴素的感知和评价。

法官作为裁判者，不仅仅是客观地判定事实、准确地适用法律，还要走进当事人的内心，于细微处让群众感受到良法善治的温度，在共情共鸣中解“法结”更解“心结”，真正做到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高度统一。在我经办的案件中，一起涉及房屋买卖的“小案”，虽然案情并不复杂，但是令我印象深刻、感触颇多。

宋某在2008年7月购买了张某的一处房屋，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，宋某向张某交付了购房款。由于房屋当时并未办理产权证书，双方又约定由张某帮助宋某办理房屋产权证，张某收取宋某办房证的相关费用8万元，并承诺如果房证未能办成，则8万元予以返还，双方就此签订了书面协议。

事后，张某确实帮助宋某到相关部门办理过房证事宜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均未办成，张某便将此事搁置，外出务工。在此期间，宋某多次催促张某继续办理房产证，张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脱，直至宋某再也联系不上张某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宋某将张某诉至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，要求张某返还8万元及利息。

接到案件后，我第一时间翻阅案卷了解案情，发现原告宋某已有多年联系不上被告张某，提供的被告信息仅有姓名、年龄和一个粗略的地址，提供的电话号码也是空号。根据宋某提供的初步信息，我第二天便带领书记员奔赴相关派出所和社区了解情况，结合宋某提供的信息，在众多个“张某”中，我们锁定了本案的被告张某。

按照张某的户籍地址，我和书记员多次上门寻找，可该地址一直无人开门，而张某很有可能已经不在户籍地居住。被告迟迟联系不上，案件送达陷入僵局，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，原告权益也无法得到维护。这时，我也想过通过公告送达一判了之。但如果联系不上张某，案件事实就难以查清、双方的矛盾也很难实质性化解，同时公告也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。于是，我决定再耐心一点、再努力找一找。又吃了几次意料之中的“闭门羹”后，几经辗转，我们在多方的帮助下，终于找到了张某现在的住址。这一刻，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得知张某的住址后，我和书记员立刻赶到张某家中。起初，当我们表明来意后，张某并不承认自己就是“消失的他”，经过一番耐心劝说，张某的态度也从开始的拒绝变得配合，并表示：“我一直在帮宋某跑房证手续，自己也搭进很多精力和费用，近几年外出务工了，所以没和宋某联系。”对于宋某主张的协议，张某承认自己签了字，但卖给原告宋某房子时，原告答应在房子里留下两间办公室供被告使用，后来办公室也没给留。

被告张某表示：“当初说给我8万元钱，让我自己到外面买一间办公室办公，我同意了。协议内容都是宋某写的，我眼花看不清，宋某写完让我签字，就说钱给你了，你帮着跑跑办房证的手续，我就签字了。对协议里约定的如果房照办不成，8万元钱返还宋某的约定我不知道，不同意退还8万元钱，也不同意法院调解。”

充分了解了张某的想法后，我们向张某送达了开庭传票。在开庭前的几天，我们从原告宋某处了解到，宋某和张某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王某相识的，经王某介绍，宋某才从张某处购买的房屋。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，还原案件真相，我和书记员赶在开庭前来到王某家中，向王某详细询问当年买房子和办理房屋产权证的具体情况。经过多方倾听、了解，我们终于在开庭前厘清了事实，掌握了双方争议的焦点。

开庭当天，虽然宋某与张某都到庭参加了庭审，但庭审并不顺利。双方多年未曾联系，刚一见面便在法庭上数落起对方的种种不是，张某更是提出要与宋某解除最初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，把宋某的购房款退还给宋某，让宋某腾房的要求。双方积怨已深，在矛盾激化之下，调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。

庭审结束后，我想要依法下判，但是一想到双方当事人心里都还憋着气，案件极有可能会进入执行程序，甚至会衍生出其他案件，我决定还是沉下心来，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纠纷。为了当好“和事佬”，我又多次联系双方当事人，通过多轮“背靠背”“面对面”的沟通协调，终于消除了双方的对立情绪，让双方回归到解决案件的本质上来。最终，在我和书记员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的耐心开导下，双方解开了“心结”，达成了一致的调解意见。

原告宋某做出退让，放弃了要求张某给付利息的诉讼主张，被告张某也向宋某表示了歉意，并当庭一次性返还宋某8万元钱，宋某撤回了起诉。至此，这起拖延了十五年之久的因房屋买卖引起的纠纷，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在整理卷宗时我不禁感叹，从卷宗上看这是一件多么普通的案件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又怎知各中曲折。